李嵬：超语实践可以作为研究方法吗？

Translanguaging as method

李嵬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IOE）院长，应用语言 学讲席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院 士、英国皇家文艺学会院士。国际 SSCI 一区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和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主编， CSSCI 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编委，《语言战略研究》编委，在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Modern Language Journal， Applied Linguistics，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等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140 余篇。

｜GUIDE｜

近二十年来,作为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超语实践对语言教学、双语与多语教育、多语读写能力、语言与身份认同、语言态度、语言与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也为语言进化、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机制）、多模态、人类认知与交流等领域提出了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篇李嵬教授发表于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上的关于超语实践最新研究文章：

本文认为，超语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促进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转变：从作为抽象代码的语言转变为意义和感觉的创造；关注更广泛的多媒介资源，同时拒绝将特定的意义创造模式和方法置于其他之上；将超语实践视为一种广泛的综合经验。这个方法论框架促使我们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并找到思考和谈论数据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其他方式。这篇文章还重申了我对 "矩量分析法 "的动机，即认为在理解社会生活的节奏和意义时，应将瞬间的行动作为重要的数据来源。

文章概览

Jerry Lee（2022）的研究意义重大。对我而言，对超语实践研究方法的呼吁是对我们思考和谈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方式的转变，并对方法论进行非殖民化讨论。关于超语实践的具体话题，Lee的文章反映了来自不同流派的越来越多的挫折感。首先，尽管有些人一再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话题来处理，但超语实践并没有显示出失去任何话语空间的迹象。然后，那些喜欢超语实践这个术语，但认为它主要是对语言混合实践（例如，在教室、日常互动、数字媒体）的描述性标签的人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超语实践的主要倡导者未能提供收集或分析超语实践数据的任何精确 "方法"。例如，人们谈论的超语实践不仅超越了命名语言之间的界限，而且超越了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界限，但研究人员仍然使用转录惯例和程序，无法捕捉到数据的动态性和多模态性。语言转换教学法的倡导者们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如果允许学生更多地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在第二语言或外语课堂上就能更好地学习目标语言（Li & Garcia, 2022，讨论为什么语言转换不是关于语言教学中的母语使用）。Lee的讨论也反映了超语实践的挫折感，因为对他们来说，超语实践已经是一种方法论的观点；它敦促人们去做李所呼吁的事情，即找到一种做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一种谈论它的语言（另一种意义上超语实践），与传统的方法和手段有根本的区别。

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我阐述了超语实践方法论的一些前提--我认为方法论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概念框架，而方法是收集和分析证据的具体策略、工具和技术。方法论决定了研究问题的提出方式，而这又决定了以特定方式回答问题需要哪些证据，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证据可能是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评论的标题应该是超“语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论”。但我是套用了Chen Kuan-hsing的书名Asia as Method: Towards Deimperialisation一书的题目，来说明超语实践的去殖民化议程（García et al, 2021）。

我认为研究应用语言学的目标是理解作为人类的经验，我觉得语言--即通过协调 "不同的物质、生物、符号和认知属性和能力的组合......实时和跨越不同的时间尺度"（Thibault, 2017, p.82），而不是语言，是人类社会性的核心（Halliday, 1985）。超语实践主要关注人类中绝大多数人（即双语者和多语者）的生活经验，这些人已经被社会化地认识和使用语言结构、身体运动和象征性实践的模式，学者们将其识别并分配给不同的命名语言和文化。超语实践的学者认为命名的语言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造。人类的大脑并没有在不同的地方储存不同的命名语言；也没有开关来管理命名语言的开与关；而所谓对不同命名语言的认知表述和处理--某些独特的特征--是社会化和生活经验的结果。而且必须指出（Li，2016，2018），人类有一种天生的驱动力，可以超越语言学家设定的命名语言之间的界限，以及语言和其他符号学资源之间的界限，同时，他们在制造意义时可以获得这些资源。

1. 将注意力从作为抽象代码的语言转移到通过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意义创造。与理论和形式语言学相比，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既不是I-语言，也不是E-语言，而是作为行动和情境意义创造的语言传递和实际上的语言转换。事实上，Halliday在一段时间前就认为，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社会符号系统具有 "意义潜势"，而语言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语言传递来交换意义"（1985）。

2. 关注更广泛的多元符号学资源，同时拒绝将特定的意义生成模式和方法置于其他模式和方法之上。把管弦乐的比喻再进一步：在音乐创作中，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在音乐的意义制造中，打击乐手和弦乐手同样重要。不同的管弦乐导致了不同的意义。在理解一首管弦乐的意义时，人们不会只听一种乐器或一次听一种乐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超语实践；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字体大小和风格等看似微小的变化，都可以改变信息的含义，就像改变命名语言的选择一样重要。当然，同一首音乐可以有不同的安排，每一次表演都可以有其特殊的现场效果。作为一种分析视角，超语实践关注的是语言行为的施为性，并以意义创造的实践为基础。

3. 将超语实践作为一种广泛的综合经验来对待。在分析上，重点不能只放在一种意义创造的手段上（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也不能一次只关注一种，而是要关注各种手段的组合和协调。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最大限度的方法，关注多种意义生成手段，并包括诸如感觉、经验、历史、记忆、主观性以及意识形态和权力在（跨）语言的作用。

因此，在这种方法论框架下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种类可能与迄今为止在传统方法论范式下提出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例如，我个人对以下问题感兴趣。

- 被命名的语言的政治实体如何在认知上得到体现？以及什么构成了 "认知表征"？

- 为什么在不同的个人、社区和文化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超语实践的各种属性和能力的获取是不平等的？

- 在意义和感觉的形成过程中，"偶发事件 "或 "突发事件 "的作用是什么？

我认识到，这些问题仍然相当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语用学的既定研究范式有关，尽管它们可能没有以这些特定的方式被提出。我相信Lee要我们做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论范式转变，使方法论现状失去合法性。我浅谈一下个人的经历，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和编辑坚持认为研究论文必须有一个方法部分，有时被错误地称为 "方法部分"，作者应该明确解释有多少参与者参与，收集了多长时间的数据。我发现，要为自己的论文声明："这是一篇批评性文章，而不是关于单项实证研究的报告，这让我深感不满。然而，我们从......"（Li & Zhu, 2021, p. 739）和 "这篇批判性文章并不是为了报告任何实证项目本身。我们下面描述的两个案例是......的典范"（Li & Garcia, 2022, p.2）。这并不是说我不能提供精确的数字--这是最简单的部分--而是我所从事的这种研究通常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也不能用 "研究者/研究 "和 "被研究者 "这样的二元对立来表示（详见Li et al., 2020）。事实上，如果分析的重点转移到不同意义创造手段的组合和协调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彻底改变研究的出版范式，正如一些视觉传播和多模态研究的渠道已经正在进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白人倾听主体"（Flores & Rosa, 2015）擅长选择性倾听；不管我们重复多少次，命名语言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存在（Li, 2022），他们都坚持指责我们否认命名语言的存在。将语言命名为结构上和心理上不相干的实体，与殖民化的 "民族-国家-语言 "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正是超语实践所要挑战的。当我们面对所谓的混合语言数据时，即那些具有不同命名语言元素的话语，我们也面临着方法论上的选择：是先识别并将这些元素分成不同的命名语言，还是通过不同元素的组合来关注意义的形成，后者构成了一种超语实践的方法。

然而，我的第一篇关于超语实践的文章（2011），确实提出了另一种方法的具体建议，即矩量分析法（TK Lee, 2022）。对我来说，动量分析法的动机完全是个人的。我接受过定量变异主义社会语言学范式的培训，后来在言语和语言病理学部门工作了多年，与那些主要使用基于诊所或实验室的实验设计和方法的同事一起工作。由于我的主要兴趣是双语和多语者的生活经验，我觉得需要 "一个范式的转变，从以频率和规律为导向的、寻求模式的方法转向关注个人的自发的、即兴的和瞬间的行动"（第1224页）。明确地说，我认为在个人行为中寻求模式并无不妥。但对我来说，行为模式是原始的、瞬间的行动的长期结果，这些行动被同一或其他个体所认可、采用和重复。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双语者通过结合来自不同命名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元素，在社会互动中创造出新颖的表达方式，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数字的，表现出自发的创造力。矩量分析法帮助我关注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是什么促使了一个特定的行动（例如，通过转写创造一个新的表达；Li & Zhu, 2019），以及这个行动的后果，包括其他人的再反应。

首先，它是普通的，但却能被社会互动的参与者和分析者注意到。说它普通，因为它是在对话互动中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一些会完全改变个人生活的 "关键事件"。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时刻必须被参与者以及分析者注意到，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因此，一个有创造力的时刻通常会被参与者直接评论，要么是立即评论，要么是在互动中的某一时刻评论，或者以暂停思考为标志。这样的时刻也会被分析者注意到，因为分析者的工作是 "使参与者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Smith & Osborn 2015）。其次，矩量的可注意性意味着值得分析的矩量具有程序上的后果性，这一概念通常与会话分析（Schegloff，1991）相关，在会话分析中，分析者关注的是社会互动的背景或设置是否以及如何对各方进行的互动的形式、轨迹、内容或特征产生影响。

为了调查这些矩量，人们可以使用各种策略、工具和技术：民族志框架内的参与观察、语言美化（O'Neill & Roberts, 2019）等。我强调了元语言学数据的重要性，即对说话人的语言实践作为生活经验的评论，因为它们有助于我感兴趣的解释性现象学分析，即"'参与者试图使他们的世界有意义；研究者试图使参与者试图使他们的世界有意义'"（Smith & Osborn, 2015, p. 25）。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在做 "矩量分析 "时使用的具体方法是 "看、听、说、想"， --所有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的事情，但由于我有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要回答，所以更注重分析。

在这个大数据和科学重现性危机的时代，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想把通过这种方法收集的数据刷成不系统的和传闻的。但是，我在做应用语言学研究时，所要挑战的恰恰是系统性和可重复性。正如我上面所说，我对理解日常意义上的人类经验感兴趣。这很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非科学的话题，而这对我来说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不是在寻找日常生活中的规律。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类如何通过集合和协调他们可以获得的多种资源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混乱问题，也就是说超语实践。生活经验是个人的、对时间和环境敏感的，不能由他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复制。在个人经历中至关重要的感觉和情感，在大数据和对可重复性研究的痴迷中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避免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把个人经验客观化。

我们的日常生活是自发的，充满了突发的变数。矩量分析法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它们，因为它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行为模式。对这些瞬间行动和事件的描述可能导致人们所说的轶事。然而，它们是重要的数据点，往往超出了预先确定的数据收集标准的尺度。我们都是在奇闻轶事中长大的；我们从奇闻轶事中学习，我们以奇闻轶事为生。轶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因此在应用语言学这样处理人类生活经验的学科中也应如此。超语实践的认识论立场是，它基于观察者-分析者对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东西的主观理解和解释。

对我来说，用一个轶事来结束这篇评论似乎是非常合适的。我们（García et al., 2021）的一位审稿人问我们是否可以将西班牙文和其他非英文表达方式斜体化，并在最终手稿中提供英文译文。但事实证明，识别非英语表达并将其归入其他命名语言对我们作者来说相当复杂。主要作者Ofelia只能识别出三个可能会给不懂西班牙语的人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的西班牙语表达。其他作者也发现了一些，但大家讨论了是否真的需要翻译，因为有些表达在美国人的日常对话中很常见。我们的集体决定是要确保国际读者能够理解文本，但我们坚决不希望将所谓的非英语单词用斜体表示。美国作家丹尼尔-何塞-奥尔德在这个视频短片中非常生动地解释了我们的理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4gCI3Ur7FM，很好地说明了作为方法的超语实践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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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关注获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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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Wei Li (2022):Translanguaging as method,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DOI: 10.1016/j.rmal.2022.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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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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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

语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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